银丰配资广州的战时文化枢纽地位与粤籍作家的抗战文艺实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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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7月，全面抗战爆发。自当年11月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，广州承担着重要的文化枢纽作用，一方面大量作家南迁至广州，继续展开抗战文艺工作；另一方面，粤籍作家在抗战背景中迅速成长，他们通过创建文艺组织、创办文艺刊物、创作文艺作品等实际工作，宣扬抗战精神。他们的抗战文艺实践不仅是中国抗战文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为广州在抗战期间成为文化重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文艺组织能够最大程度地集结作家群体。早在1936年8月，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即宣告成立，下设理论组、小说组、诗歌组、美术漫画组等。1937年3月，中共广州戏剧支部成立，领导锋社、蓝白剧团、艺协剧团，及春雷剧团、奔风剧团等进步学生团体在工农大众中演出，掀起抗日救亡热潮。1937年12月，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，参加者有1000余人，在“动员一切文化工作者，在政府领导下，建立文化国防，争取民族解放胜利”的宗旨下，广东戏剧协会、广东文学会等相继成立，成为粤籍作家创作抗战文艺作品的重要阵地。1938年4月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广州分会成立，该分会不仅创办了《战时文学》等刊物，而且通过开展“献金文艺晚会”、组织戏剧演出等方式，激发市民的爱国热情，提振大众的抗战信心。通过文艺组织的创建，广州的抗战文艺活动被纳入到国家层面的统一调度之中，并成为文化层面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文艺刊物是抗战文艺作品发表的主阵地，以出版发行的方式传递作家们高涨的抗战热情。粤籍作家积极在《救亡日报》（社长郭沫若、主编夏衍）、《文艺阵地》（主编茅盾）、《烽火》（主编巴金）、《文丛》（主编靳以）等南迁作家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。比如1938年1月1日《救亡日报》在广州复刊当日，陈残云即发表了《火的赞美》《中国在歌颂中》等诗歌，表达广东诗人的救国热情。草明、华嘉等人的小说，蒲风、黄宁婴等人的诗歌，丘东平等人的报告文学，杜埃、李育中等人的理论文章，也有力地帮助以上刊物迅速确立了自身的办刊风格。除此之外，粤籍作家也主动地创办刊物，以支持本土作家抗战文艺的发展。其中以《中国诗坛》较为典型。1937年初，广州诗坛社成立，创办《广州诗坛》《诗场》等刊物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刊物改名为《中国诗坛》，由蒲风担任主编。该刊不仅积极扶持黄宁婴、陈芦荻、李育中、欧外鸥等广东本土青年诗人的成长，还通过刊发蒲风的理论文章，提倡抗战诗歌的民族化、大众化、战斗性，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创作实践的支撑。除了《中国诗坛》，《抗战戏剧》《抗日青年》《新战线》《丰收》等刊物亦蓬勃发展，大量刊发文艺作品，发出了中国抗战文艺的广东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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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艺阵地》《救亡日报》《烽火》《新华南》等文艺刊物成为粤籍作家发表抗战文艺作品的主要阵地。图为《救亡日报》创刊号，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。（图片源于网络）

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。（图片源于网络）

文艺作品是抗战作家的精神结晶，既是民众抗战激情的鼓舞者，也对侵略者进行了强烈的批判。抗战期间，粤籍作家以火一般的热情投身抗战文艺宣传与创作工作。据陈残云回忆，当时，他们一群年轻作家昂首阔步走上街头，高呼“全国总动员、打倒日本侵略者”的口号，出版抗战诗歌专号，到电台朗诵抗战诗篇银丰配资，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。陈残云于1939年创作的诗歌《向远处》，以回忆性视角回顾抗战以来的历史，同时在对岭南风物的描摹中表达思乡之情：“你呼啸于黄河岸畔/及太行山麓的/野马一样的少年人/望见曳着阳光的南归的燕子/也许会翘首着/南国的木棉花又开了/今年的春风吹得好轻软/木棉花开得特别红。”时任《中国诗坛》主编的蒲风，不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笔调独树一帜，并且以《钢铁的歌唱》《抗战三部曲》等“国防诗歌”，践行其“以诗歌作武器”的创作理念。粤语方言三幕剧《敌人》不仅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成果，还在“献金文艺晚会”上演出，极大地提升了民众的抗战信心。此外，雷石榆的《新生的中国》、黄宁婴的《九月的太阳》等诗篇，也是粤籍作家投入抗战、宣传抗战的重要收获。

由茅盾、巴金等人联合创办的抗日文艺期刊《烽火》。（图片源于网络）

广州沦陷后，粤籍作家继续转战他处。陈残云、钟敬文等赴韶关、曲江，《新华南》《新妇女》等刊物陆续诞生；黄宁婴、李育中、胡危舟等奔赴桂林，《中国诗坛》复刊；草明等则奔赴延安，继续开展抗战左翼文艺实践。广州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成为文化枢纽的时间虽然并不长，但在当时颇为困难的抗战形势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粤籍作家为广州发挥战时文化枢纽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持。他们不仅承担了重要文艺部门的组织职能，而且实际参与了文艺刊物的创办与维持，使其能发挥战时精神堡垒作用。粤籍作家创作的抗战文艺作品，不仅紧贴时势，而且努力实现形式与内容的革新，从而在时代主题与文艺创新之间实现了平衡。如黄宁婴作于1937年11月的《边个重敢话？》，以粤语方言入诗：“边个重敢话，/中国唔够日本打？/边个重敢话，/我地係一盘散沙？”作品方言特色明显，生动活泼。又如蒲风还曾尝试以鼓词入诗，使诗歌体现出歌谣化的特色，进一步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大众化。